保密员忆林彪：独特的读书法
内勤
1964年底，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，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，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刘文儒，一个叫屈真。我去了以后，与刘文 儒一起照顾林彪，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，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，誊抄他报送毛泽东、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、公文稿等。
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，即秘书、内勤、警卫人员和外勤。内勤除刘文儒、屈真和我三个人外，还有王淑媛。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，所以叫内勤。外勤是指司机、厨师、通讯员、管理员、锅炉工等，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不经传唤不进内宅，所以叫外勤。
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，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、健康护理、传唤接待等。除王淑媛外，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。刘文儒、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，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，唯我是个门外汉。
刘文儒是内勤组长，每天要记载林彪的《病程日志》，像朝廷的史官一样，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、言论以及饮食、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，文字简要，是研 究林彪的重要资料。1966年8月，刘文儒下部队后，屈真过来照顾林彪，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。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、极端细心的人。刘文儒调走后，林彪 一边踱步，一边不停地叨咕“大刘，大刘”，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：“大刘呢？”我说：“大刘下部队了。”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：“大刘下部队了，下部队 了。”
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，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，对林彪的日常生活、工作习惯、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，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 时时注意。林彪怕风，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 “风”，他也会设法躲开。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，他从不会躲。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，尽可能不让风生。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，我给 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，不让饭菜变凉。林彪入睡后，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、清扫。
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。每到一处，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、安电铃。在林彪居住的卧室、活动的客厅、走廊，乃至卫生间，都装上电铃按钮，电铃指 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。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，比如，1号牌是卧室，2、3号牌是客厅，4号牌是走廊等等，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 按钮，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，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。
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，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，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，由尊敬变为亲切，由新鲜变为平淡。然而，林彪的睿智、深沉、清廉、奇特，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。在我的脑海里，林彪不是神，也不是鬼。林彪是人。
火柴与黄豆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，他正在客厅踱步。李文普对林彪说：“首长，小李从北京来了，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。”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，我站着没有 给林彪敬礼。李文普告诉我，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，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。这样，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，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 手，敬过一个礼。林彪看着我，口气和蔼地说“好啊”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，电铃“嘟，嘟”响了两下，刘文儒告诉我：“首长在客厅呢，你去吧。”当我见到林彪时，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。他看见我进来，抬 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，便又踱步去了。我回来问刘文儒：“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：“首长要吃花生 糖。给，你给首长拿去，他抓了糖你就回来。”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，快步返回客厅，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。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 钟，林彪又按电铃了，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。从这天起，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。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、炒黄豆，有时还吃炒蚕豆。每次只抓两 三颗，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，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，由他说了算。
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，就是划火柴。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，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“噌”地一下把火柴点燃，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，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，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，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。
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、走廊的茶几上，随他去划。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，只要他不睡觉，也不让我们清扫。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，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。
叶群曾经解释说，林彪打了一辈子仗，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。
踱步的学问踱步，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。一天当中，他除去睡觉、吃饭、会客、听秘书讲文件，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。客厅、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。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 两个客厅，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，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，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。林彪到外地去住，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，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 所。
林彪踱步慢条斯理，平缓而有节奏。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，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，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他微微低着头，双手反剪，眼睛 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，永远沉思的样子。时而会停下脚步，双臂合抱，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；时而会擦亮火柴，看着火苗，闻闻硝烟；时而会叫内勤拿 点零食来；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，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；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，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。从这一点讲，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 室，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我们在客厅、走廊、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，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，使他能随时随地 写下他的“思想火花”。
每天，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，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，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。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。他 认为重要的，会让我记录下来。他认为无用的，就随手往地上一扔，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。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眼睛不瞅纸和笔，因而写在纸 上的字常常横不横，竖不竖，龙飞凤舞，字迹重叠，非常难以辨认，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：“我也不认得！”
林彪的许多指示，是在踱步中作出的。林彪的许多“黑话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。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，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。
在林彪看来，踱步是休闲，也是思考方式、工作方式。他甚至把“闲着”、“踱着”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，几十年持之以恒。他写道：“空着——即是在想着—— 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，是浪费了时间，踱着、躺着、玩着、静着，皆是想着……”“忙着——就是没有想，没有可能想，故不可忙。”
“闲着——即是在做思想工作，在进行领导。”
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，那就是他自己感觉“生病”的时候。1970年庐山会议后，林彪情绪低落，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，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，一动不动，不声不响，像活死人一般。
独特的读书法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。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，而是林彪出题目，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的。
那天上午一上班，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书，有马、恩、列、斯的著作，有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也有其他人的著作。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、三寸来长的白纸条，从夹 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，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，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，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，也就是林彪要读的“书”。李春生交 待我上午抄完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。
卡片是专门印制的，64开纸大小，正面上方依次印有“分类”、“标题”、“来源”和“编号”、“年月日”，“内容”以下印有横格，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二百多字。不过，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，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，有的只有几十字。
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我的字写得并不好，只是工工整整，从不敷衍，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。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，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，便放弃了。在林办工作七年，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，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写的。
李春生，江苏常熟人，1936年生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，在1964年调林办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员，矮个子，极善辩论，常口衔白沫，侃侃而谈，不论马、恩、列、斯的著作，还是费尔巴哈、黑格尔的 “本本”，他都能像背“三字经”一样顺口背出一段，因而秘书们送他雅号“学者”、“小夫子”。由于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，又被戏称为“眼镜”。1966 年8月，张云生调林办后，他被降格为“小眼镜”。因为他常年啃书本，不谙世故人情，不善办理事务，叶群也叫他“书呆子”。
李春生走后，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。因为要给林彪看，我用楷体抄写，努力写得工整些，每个字的大小、间距都差不多。如果抄错了，我会撕毁重来。
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抽完了。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，李春生走进来，又给我放下一摞书，要求我抓紧抄写，在下 午两点前交给他。我不敢怠慢，决定放弃午饭。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，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，对我说，“下午 把这些抄出来，”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：“这些我看完再给你。”
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——没有吃午饭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，准确地说，他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翻书。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《马恩选集》、《列宁全集》中找出某篇著作，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，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。听说，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这个本事。
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，然后制成语录卡片，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。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 盾论》的时候，除了读语录卡片外，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，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，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。林彪还用过“剪贴 法”来读书：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，选择他认为 “有用”的话剪贴起来。据老秘书讲，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“大工业、大机器”几个字。
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，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。一个时间段，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，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，都是林彪自己 提出的，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，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。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，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“突出政治”这个问题读书。 所以，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、列、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、政治与军事、政治与业务、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。1965年 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和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，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。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，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，直到 1969年初为准备“九大”政治报告，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《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》的报告稿，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，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，为自己在“九大”作口头报告做准备。
林彪说，“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要带着问题学，活学活用，学用结合，急用先学，立竿见影，在用字上狠下功夫”，实际上，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。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，系统地、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，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？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中找到答案。在那次讲话中，林彪说：“什么东西是 ‘完整’的、‘系统’的？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。不同的对象，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，对自然科学的学习，是应该比较系统的。比如说，学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 前面不学，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。对社会科学，就不一定那样去学，这是另外一种对象。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，它是用不同的形态，渗透在每一 个问题中间去的。在个别中间有一般，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。你学一部分东西，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。”“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主席，他们并没有 编出一本书，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。”“搞什么‘完整的’那一套，把那个东西神秘化，费力大，得不到什么好处。费力很大，使用很少。”“应该是用啥学 啥，需要什么东西，学什么东西。”林彪强调：“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，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。要批判地读，要吸收地读。书应该为我服务，而不是我为书服务。 让书牵着鼻子走，我不干。”
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：做书的主人，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。“用啥学啥”，而不是为了“系统”、“完整”而“让书本牵着鼻子走”。
林彪认为，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，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。
1964年3月，林彪口授说：“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，难读。”“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、融会贯通、茫无头绪、浩如烟海的困难。早有此法，思想就会更成熟，费力会更少。”
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，对怎么看书、怎么选语录、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。他交待秘书说：“看书做卡片。卡片分两类，一类是基本卡，一类是临时卡。比 如宗教、艺术、道德；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，可以随时查找，做临时卡。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。”“书主要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，这些著作中 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。如生活、生产与消费、技术工具的作用；如论人的作用、思想的作用以及上 层建筑的作用；社会生活、社会划分为阶级、阶级斗争；论党、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。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，（通过做卡片）把分散的论点按 问题集中起来。凡属于同一内容、同一含义的都要，字句差不多的也要，不要怕重复。只有一两条就记不住，有几十条就可以加深印象。”林彪说，这样学力量就 够，才可能，不然力量不够，也不可能。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。
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，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。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话，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 《毛主席语录》，“像发武器一样”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，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，从当时部队文盲成分多，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 况出发做出的决定。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，读《毛主席语录》就比较容易。《毛主席语录》是林彪发明的现代《论语》。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 国人民，应该说是一个创举。
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，然后再精挑细选，反复研读。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，他听得很认真，对感兴趣的卡片 会让挑选出来，只有他让选出来“留下”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。常常是，几十张、上百张卡片读完后，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。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 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，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。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、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、十来张而已，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 “书”，而“书”中哪些字句是“有用”的，哪些字句是“废话”，他还要甄别。
林彪对他选定的“书”读得很认真，边读边用红油笔在 “书”上圈圈画画、勾勾连连。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，有的画两条横杠；有的在某个字、词上画一个圆圈，有的画两个圆圈；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 来，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；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，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，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。
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，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，叶群都精心整理，妥善保存。
说林彪“不看报，不看文件”确实接近事实，说林彪“不读书”或说他只翻药典，则离实际太远。林彪是个爱读书、善读书、善思考的人，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。
文化大革命前，林彪就拥有私人图书室，有马恩列斯、古今中外、天文地理、文史哲学、释儒兵道、农桑医药等等，各种各类的书籍几千册，都是林彪几十年来读过 的。叶群视为珍宝，要我兼管。翻阅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书籍，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林彪在书中眉、腰处或扉页上写的读书心得，尤其是在他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中， 林彪的批语更是密密麻麻，随处可见。这些批语或是所思所得，或是对书中观点、人物、事件的臧否，都胸臆直抒，毫无掩饰。下面列举几例，可以看出林彪读书的 态度：
例一，林彪读《共产党宣言》后写道：“论团结的书。以论敌团结起，以论自己团结终。”
例二，林彪读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一书时，感悟团结与斗争的哲学，写道：“斯氏（指斯大林）有错：只斗不团，只团不斗，皆错。”“只斗其坏部分而团其好部分[对一个对象皆当又打（坏部分），又拉（好部分）才对]。”
例三，林彪在读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时写道：“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，离此则文不对题；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，为民生而奋 斗。”“缺粮食，粮食第一。缺啥啥第一”。“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，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。”林彪把“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 求”，称作“为大众主义”，说必须“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。”
例四，林彪读《大学》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写道：“孰为大（一）格物——万事之首，不脱离实际，（二）民主——治国之首，不脱离群众”，“政治之本为德”，“德为先，爱民为先”，“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”是“得天下、保天下之总路线。”
例五，林彪读《毛泽东选集》后写了一个“座右铭”：“反热情主义[以此语代替‘从实际出发’，‘实事求是’更易警惕些，并代替反主（观主义）、反教（条主义）等名词]。”
林彪认为“最易不觉得犯的错误是凭热情办事，把热情当了政策。最重要的是自觉的防犯热情主义的错误，就能保证胜利。”
他说，“斯毛（指斯大林、毛泽东）之区别于人者在凭热情还是不凭热情。”
从以上寥寥数例便可以看出，林彪读书不仅很多，而且不走过场，学而必思，有感必发，有得必录，因而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很熟悉，常能脱口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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